​记忆：抗战中的第18军（十六）鄂西会战（二）

记忆：抗战中的第18军（十六）鄂西会战（二）

5月25日，就在陈诚决定反击敌人的这一天，日寇第11军准备向石牌——木桥溪一线追击江防军，将其捕歼于宜昌西方山地。

而且，据此调整了部署，向各部下达了命令：

一、第3师团经牵牛岭西麓向抱桐树附近追击；

二、第13师团歼灭洲家口之敌后，向木桥溪方向追击；

三、第39师团一并指挥野地支队向大朱家坪附近追击。

这样一来，第18军投入作战行动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其作战过程将在下一节里详细讲述。

需要说明的是，正是接下来包括第18军在内的江防军投入战斗，迫使日军无力继续进攻，为了不被中国军队消灭，或者，按照日军自己的说法，已经达成了此次作战目的，日酋横山勇遂命令参战日寇举军后撤。

鄂西会战示意图 图片来自网络

所以，当陈诚实现了将日军压迫在长江西岸的第一步目标后，正要指挥中国军队奋力歼敌的时候，日军却开始撤退了。

所以，他立即命令中国军队展开了反攻和追击，大量歼灭了凶残的日军，一举恢复了此战初期失去的所有阵地与地盘，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极大地振奋了民心和士气。

而且，自此之后，第18军参与的所以对日作战行动中，似乎再也没有过败绩。

5月31日，当日寇撤退，中国军队开始实施追击的时候，在重庆的蒋介石收到了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发来的战报。他认为，此战我军取得了空前大胜，欣喜若狂，当天就迫不及待地致电在美国求援的财政部长宋子文，试图通过这位大舅子之口把这个大好消息，转告美国政府及其军政要人，在国际上造成影响，电文如下：

宋部长：敌进攻我长江上游要塞之三个最精锐师团，三日以来，已为我军完全击溃，其余尚在围歼中，此役不久将可获得万全胜利。中正。

在此后的10余天时间里，第六战区所属各部以及配属给该战区的其他部队在陈诚的指挥下，继续追歼敌人。

至6月12日，中国军队收复了所有曾经一度被日军侵占的地区，恢复了会战开始前的态势，鄂西会战就此结束。

这次会战到底是中国军队打胜的，还是日寇主动撤退，以及中国军队到底迫使日寇付出了怎样的代价，迄今为止，仍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陈诚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许多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中国军队所宣传的鄂西大捷，理由有二：

一是在陈诚决定对日军实施反击之前，日酋横山勇已经作出了撤退决定，因而不存在是中国军队战胜了日寇的问题；

二是战后日军的战报中，声称会战期间共战死1 025人，战伤3 636人，被打死军马499匹，打伤280匹。

但是，中国方面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却对外宣称：日军被消灭25 830人，自身伤亡仅10 000人，取得了空前大捷。

为了反驳他们的观点，同样应该从两个方面作出解释。

第一点，根据日酋横山勇制订的作战计划，日军发起这次会战的目的在于消灭中国军队，确保长江航运通道。

在这两个目的都无法达成的情况下，横山勇为什么会撤军？他绝不是突发善心，而是的确被中国军队打痛了，再也无力进攻，为了避免被全歼，只有撤退。

这种解释，纵观日军侵华战争中种种穷凶极恶的表现，任何时候，都是站得住脚的。

第二点，实际上是中日双方宣布的伤亡数字之间，为什么存在如此大的差距？

一方刻意隐瞒自身伤亡，另一方故意夸大战绩，在战争年代，似乎是司空见惯的事情，隐瞒无度，夸大亦无度，遂造成了这样的局面。

现在，要想彻底搞清这个问题，恐怕谁也办不到。而且，评判一场战争的胜负，并不是以哪一方付出了更多的伤亡做唯一依据的，而是主要看哪一方达成了战前希望达成的作战目的。

根据这个标准，毫无疑问，中国军队胜利，日军战败，即使日军的伤亡更小些，也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鄂西大捷在整个中国引起了怎样的震动呢？从何应钦的行动上就可见一斑。

时任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看到战报之后，一时间似乎忘掉了攻击自己的政治夙敌，说道:

敌第39师团、第13师团主力，及第3师团、第34师团、第58师团一部，均先后转用于宜昌西岸地区。

敌酋第11军军长高木义人（系横山勇之误）亲至宜昌指挥，似有一举攻占我第一线要塞，威胁恩、巴之企图。

我军早有周密之准备，我最高统帅并手令江防守备部队诸将领，明示石牌要塞乃中国之斯大林格勒，为聚歼倭寇之唯一良机……

当敌开始向我要塞外进攻时，我守备部队沉着应战，待敌陷入我之圈内，将其全部歼灭，故八斗冲、大小朱家坪、永安寺及北平山各地之战斗，屡次进犯之敌，均无一生还。

敌第39师团主力及第34师团之一部，几全部被我消灭，而由偏岩窜占木桥之敌，亦被我消灭大半……所获战利品，亦堆积如丘……，

此次进犯之敌，总兵力约达10万之众……其结果只赢得数万具尸体无言凯旋，战马无辜牺牲于战场者亦达3 000余匹……

战后，陈诚点名表扬了军长方天以及师长胡琏，并分别拟升二人为江防军副总司令和第18军副军长。

第18军取得了如此佳绩，可以一雪当年丢失宜昌的前耻，扬眉吐气了吧？

事实上，并非全体第18军将士都觉得这场战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会战时担任第18军参谋长的赵秀昆就基本上否认中国军队取得了鄂西大捷；或者干脆说得更直接一点，他认为，这场胜利是在文案上编造出来的彻头彻尾的谎言。

赵秀昆老年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为了说明这一点，赵秀昆在《从运用档案、回忆录想到的》一文中写到：

1943年5月下旬……（日寇）向长江南岸的第18军防守的石牌要塞进攻。6战区尽其所有兵力增援第18军，但未能阻止住日军攻势……

蒋介石急令6战区留第11师固守石牌要塞，其余均后撤到茅坪、野山关一线，组织新的抵抗。第18军第18师在撤退中发现日军已经趁夜全线撤走，向军长方天报告……

他在这篇文章里写的是第18师，而不是防守石牌的第11师；在日军的猛烈攻击之下，第18师以及其他中国军队能否顺利撤退，与坚守石牌的第11师关系甚大。

第11师一直在石牌坚持到最后，尽管受到了很大伤亡，却从来没有撤退过；第18师不能代表第18军，仔细分析他的观点非常片面，非常绝对，很难有说服力。

赵秀昆在回忆录里还写到：

1943年5月中旬以来，在第六、九战区接合部及第六战区正面，日军调动频繁，准备进攻。江防正面为了加防，调整部署，即以第18军（暂34师未参加）全力防守石牌要塞，以第11师防守石牌要塞外围并加强核心阵地防守，第18师由北岸调南岸，在第11师右侧布防，掩护石牌要塞。

5月下旬，日军在飞机、炮火的掩护下发起进攻，突破渔洋关阵地，使第18军阵地翼侧暴露，长官部以第86军朱鼎卿、第32军宋肯堂各一部分兵力增援反击，但收效甚微。

5月25日起，日军开始向第18师阵地冲击，因飞机轰炸，加之炮火猛烈，该师伤亡很大，阵地逐次撤向大朱家坪西南地区，不仅危及军指挥所，而且使石牌要塞形成孤立，虽外围阵地北斗冲经反复争夺，但仍阻止不住日军越过石碑要塞向三斗坪迂回的势头。

此时，四川境内已无机动兵力，重庆颇为震动，深恐日军乘虚直入四川，军委会及蒋介石命令第18军留下第11师，守石牌要塞，作为反攻的支撑点，其余全线后撒，在茅坪至野山关一线组织新的防线，计划调动兵力准备反攻。

江防总部接到命令，一面下令，一面慌忙地向茅坪方向撤走了。我和方天也一面部署第11师如何坚守要塞，一面准备西撤。

第11师师长胡琏在第18军一向以勇将著称，此时，却表现畏怯，一日几次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和军长方天考虑，理由是：“第11师是陈辞公（陈诚字辞修）的基础，这样牺牲是否值得？”

言外之意，他是想和第18师对调任务。当知道命令不可改变之时，旋做出与阵地共存亡的姿态，并写下了遗嘱，将钢笔、手表等贵重物品包作一处，送交我准备交其家属。但事后得知，胡琏早在江边暗备小船，准备必要时逃命。

第18师主力在31日拂晓，通过军指挥所附近向三斗坪撤退中，接到后卫部队报告，说入夜后日军阵地枪、炮声沉寂。

派人侦察，才发现日军已乘夜撤回大桥边原阵地，方天喜出望外。江防总部正在撤退中，电讯不通，派人去追回。

情况报到重庆，蒋介石很高兴，亲自指示林蔚（军令部次长）打电话给方天，大意说：“你们这次打了一个大胜仗，国内外影响都很大，要嘉奖有功将士，速拟一战报直接上报军令部，要大加宣传……”

鄂西会战中我军缴获的日军钢盔 图片来自网络

我遂亲拟战报，用电话上报，经过军令部的加工，6月3日《民报》遂以“鄂西大捷之经过”为标题，十分夸张地报道：

“据军委会发表，此次敌寇以其第3、第13、第34、第39、第40、第58等6个师团为骨干，另附以第14、第17独立旅团新编成之第11军，向我鄂西之长江三峡进犯。其司令官且由汉口移驻宜昌指挥作战。

自上月18日起敌军向我鄂西开始进犯以来，连日战斗至为猛烈，我军仍以石牌要塞为轴心，诱敌至要塞地带，我统帅特颁手令（注：无其事）于要塞地带守备部队方天、胡琏、罗广文、赵秀昆、王元直、唐肇谟等诸将领，明示其以此为我国之斯大林格勒，实为聚歼倭寇之唯一良机，严令全体官兵固守要塞，建树奇功。

而各将领乃以愿与要塞共存亡，决不辱命，誓报党国之壮语呈复。故5日来敌屡以密集向我要塞决死进攻，我守备部队待其陷于我火网之后，予以全部歼灭，使之无一生还，积尸之多，仅在北斗冲一地者，即有2 300具，其他要塞周围各阵地之积尸，此时均无暇统计。此为敌攻击要塞部队第39、第34师团死伤之情形……”

如此宣传，显然是为了鼓舞已经极为低落的民心士气。

惨胜之后，孙连仲、方天、胡琏、罗广文都因此得到最高奖赏“青天白日”勋章。我和两个师参谋也得了“陆海空甲种一等”奖章。

实际上，当时盟军已开始对日联合作战，且八路军和抗日民众对日军有力牵掣，日军已成强弩之末，沿江山险路狭，限制了炮兵和机械化兵种行动，日军是无力深入的，所以作出姿态，是想早日结束战事，以军事手段达到诱降的目的。

从文章中可以看出，在赵秀昆眼里，鄂西大捷的胜利程度值得研究。

然而，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应该考虑一下：横山勇为什么要发动这次战役？他是不是为了歼灭中国军队以及打通江防？如果是，在他没有达成其中任何一种目的，为什么会放弃战斗，自动撤军？

这样联系起来，自然可以得出结论：日寇必定是遇到了强烈抵抗，难以达成预定作战目的，才放弃战斗。

那么，赵秀昆为什么时隔多年后会如此评价鄂西大捷呢？从他的回忆录里后面的一席话中，也许可以找到答案：

鄂西战役后，第18军伤亡颇重，石牌要塞守备任务交与第30军，全军移三斗坪以西地区整顿。

此时，军内人事又有较大调整，方天调驻在滇缅边境第54军军长，军长一职由罗广文升任，副军长遗缺，由第11师师长胡琏升任，罗广文私下对我说，准备保我接任第11师师长……

我绕道三斗坪回到常德附近部队后，知道在此期间，部队人事又起了很大变化，原因是第11师师长胡琏升任副军长后，师长遗缺，罗广文通过方天、郭忏极力向陈诚保荐我升任，胡琏则极力反对，认为我作战经验少，在第18军资历浅，实质上，是胡琏忌我与罗广文关系较深，怕合起来对付他。

因而，他极力保荐已调任第67师师长的原第11师副师长罗贤达调任。相持不下，两者都未准，而以陈诚亲信幕僚刘云瀚（陆大11期、江西人）调任。

罗、胡由此成见很深，暗中互相攻讦。为此，陈诚借罗广文以整顿“滥军队”有魄力，将罗调至第87军任军长，第18军军长则以胡琏升充。这一场人事斗争，胡琏以胜利告终。

我回到部队后，罗广文尚未离任，他和我约定，他到第87军后，即设法将该军基本师的第43师师长李士林（保定8期，河北人）调整为副军长，师长由我去接任，劝我耐心等待。我表示，胡琏未到职前，我要回到四川万县家中休息，罗表示同意，并送了我一笔钱。

当然，并非仅有赵秀昆质疑这次战役的胜利，还有一种说法：

1988年，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突然改口，承认第六战区部队在这次会战中战死23 550人，负伤18 259人，失踪7 270人，俘虏日寇88人；日寇死伤3 500余人。

其承认的阵亡数加失踪数，正好等于日军当时点获的国军遗体数目。

但是，根据台湾国防研究院编写的《抗日战史》第20章第188页对鄂西会战的描述，显然否认了上述说法。

描述坚称“敌军并未达成击毁我军战力之目的，反被国军予以重大消耗”，“我第六战区，自战争开始，即依照预定计划，作有部署之撤退，待到达石牌要塞，资邱南北线上，转移攻势。日军仓皇撤退，遗弃军资械无数，人马伤亡5 000众，是则敌人击毁我军战力并未达成而反被消耗”。

另外，蒋纬国与国防研究院的表态基本一致。不过，这个“人马伤亡5 000众”，该研究院也说是依据日军资料而来，且其并未公布我军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