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庆路上的优秀历史保护建筑和名人故居

宝庆路上的优秀历史保护建筑和名人故居

宝庆路，位于上海市徐汇区东北部。北接常熟路与淮海中路交汇，南接衡山路与桃江路交汇。这条只有300多米长的小马路，辟筑于1902年，当时是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名来命名为宝建路（Route Pottier）。到了1943年，汪伪政权接手上海时，正式改名为：“宝庆路”。至此一直沿用至今。

宝庆路虽然只有短短的300多米，但是由于旧时属于法租界，至今保留了不少精美的老洋房，其中宝庆路3号曾是上海最大的私人花园。

宝庆路3号（左：1号楼大客厅；右：2号楼主楼）

不可移动文物编号：310104945190000141 宝庆路3号花园住宅 民国湖南街道

地址：宝庆路3号

宝庆路3号建筑鸟瞰图

宝庆路3号（2号楼主楼）

宝庆路3号（5号楼佣人房）

宝庆路3号原为怡和洋行鉴茶师 F. P. Lachlan 的住宅，建于1925年，当时只有2号楼主楼和5号楼佣人房。

宝庆路3号（1号楼大客厅）

宝庆路3号（左：2号楼主楼；右：3号楼子女楼）

1930年前后，周宗良买下了该处房产，改建了主楼的南立面，加建了花房。1936年，周宗良委托华盖建筑师事务所加建了1号楼（大客厅）、3号楼（子女楼）。目前，院子里共有5幢建筑，花房已被拆除，其中4号楼加建时间不详。

周宗良

周宗良（1875-1957），出生在浙江宁波，幼年就读于教会办的裴迪中学，后曾在宁波海关工作，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1905年来上海，在德商谦信洋行任跑楼，后升任买办。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德两国成了敌对国家，德商谦信洋行大班扎罗门，为了减小财产被没收的损失，以很低的价格将全部库存物资转让给周宗良经营，并在没有签署任何字据的情况下，将洋行在沪的一笔巨款和全部财产转入周宗良名下，委托其隐匿代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商扎罗门返沪，虽然没有任何字据，周宗良还是如数归还了他们的全部财产，以个人的诚信博得德商的高度信任，遂受命担任了德孚洋行的总买办，同时拥有自己的颜料产业——周宗记颜料行，成为当时上海颜料行业的巨头。

1948年行号图上宝庆路3号

1927年，周宗良通过同乡李铭结识了宋子文。成为中央银行和改组中国银行的董事、国民党政府公债基金保管委员会的委员。同时改组杭州电器局，投资兴建镇东机器厂、完泰进出口行、信余汽灯号、如生罐头食品厂、中兴轮船公司、康元制罐厂、公和纺织厂、振丰毛纺织厂等等。金融、工业、进出口贸易全面发展。

周宗良热衷公益事业，在上海投资壹佰万元建造宗良医院，还开办了一所伤病医院，救助抗战负伤的军人。周宗良还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始人之一。

1948年航拍图上的宝庆路3号（红色框内）

据《申报》记载，1941年7月4日清晨六时许，突有日方便衣人员会同法捕房人员至周宅门口，戛然停止，日人相继下车，即步至铁门敲门，拟入內将周宗良加以逮捕。但周宅雇用之门房三人，在隙中瞥见有日人敲门，知事不妙，坚决不开铁门，一面向捕房报告盗警，捕房立派大批探捕前往调查。日方人员始会同探捕入內，因周宗良已不在家中，未能逮捕，乃将其妻及女连同门房三人，一并加以逮捕，押往虹口而去。门房三人，于下午四时，由日方释放。

据周家后人介绍，这是汪伪上海特务机构“76号”所为，周宗良闻讯后逃入隔壁法租界巡捕房，结果特务们将周宗良四太太绑走，敲诈了4万元。

1941年7月5日《申报》

1948年，周宗良带着他的四房太太和3个儿子去了香港。其他子女和家人以后也相继出国谋生，只有他的四女儿周韵琴一家和六女儿周怀玉一家留守在花园洋房里（周韵琴一家住在子女楼，周怀玉一家住在主楼）。周宗良1957年在香港病逝，周韵琴离沪去香港继承遗产，后旅居法国，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华裔职业画家。

周韵琴离开后，周韵琴的丈夫徐兴业和家人继续留守在这里。徐兴业出生在上海的工业世家，毕业于无锡国文专科学校。祖父徐春荣是闸北水电公司常务董事。徐兴业因为是周韵琴的国文家教，两人师生相恋，结为夫妇，生了二子一女。徐兴业立志成为一位作家，从1951年至1990年去世，始终没有离开过宝庆路3号，专心致志于文学创作。他用45年时间，以一部160万字的《金瓯缺》震撼了文坛，获得了中国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徐兴业的儿子徐元章和太太黄亨义的婚姻几乎是他们父母婚姻的翻版。黄亨义是中德混血儿，其父亲黄东昇曾被国民政府派往奥地利维也纳警官学校培训，黄亨义是黄东昇与一位德国姑娘的爱情结晶。解放初，黄亨义父亲被打成反革命，经人介绍，黄亨义15岁开始跟徐元章学画，师生相恋八年以后，于1971年结婚，婚后生了一个女儿，1991年黄亨义去了美国谋生，8年后女儿也去了美国。而徐元章却依旧守护着宝庆路3号，在这里生活了50多年。

徐元章

徐元章，1945年出生，1951年随父母从淮海中路中南新村搬到宝庆路3号。他自幼受到父母亲文学、绘画的熏陶，承继了父母亲文化艺术基因的遗传，一生中只对音乐和绘画情有独钟。据徐元章的小学同学回忆，徐元章在读小学时就显露出绘画的天赋。徐元章12岁开始跟母亲学画，母亲离家时徐元章才13岁。初中二年级便辍学在家，他的叔叔徐兴木，请了多位导师辅导他学习音乐和绘画，曾师从张充仁、俞云阶等，开始了他的绘画艺术之路，在上海城市老洋房水彩画方面他颇具成就，在国内外的画展中获得好评。2001年上海APEC会议期间，选择了他的62幅老洋房油画挂在会议厅展出，徐匡迪市长还指定以徐元章的老洋房画制成明信片作为上海送给出席APEC会议官员的礼品。金融巨鳄Jim Rogers也收藏了徐元章的多幅作品。徐元章是上海美术家协会、上海水彩画研究会会员、东方艺社上海分会理事。

宝庆路3号花园

在周韵琴离开宝庆路3号后的1958年，5号楼曾做过民办小学。文革中，宝庆路3号成了上海市华侨学会的办公地，还开办了华侨西服厂。1981年5月至1985年3月，致公党上海市委员会（开始是支部）曾在宝庆路3号办公。

宝庆路3号内景

到了1991年徐元章太太黄亨义离开后，徐元章和女儿、徐元章哥哥徐元健一家继续守护着宝庆路3号。这个时期，徐元章开始向外界打开了宝庆路3号的大门。由此，这里逐渐成了上海昔日豪门之后聚集的据点，舞会更使宝庆路3号声名鹊起。渐渐地，宝庆路3号和徐元章的上海西洋建筑画在外国人圈子里也有了名气，在沪的外国领事、外交官们，纷纷前来宝庆路3号做客、观画，不少中外媒体，包括美国的《时代周刊》都作了报道。不少中外人士开始买他的画。

宝庆路3号内景

进入新世纪后，宝庆路3号的命运来到了它的急转点。2002年6月，周宗良的7个子孙周遂良等人向市第一中级法院递交诉状，将其他16个子孙告上法庭，要求法院判令原告为宝庆路3号的合法权利人，分割房产给原告或者给予等值价款，同时要求房产使用人从房中搬出。

周宗良生前分别娶妻孙家仪等四房，有6个儿子7个女儿。1957年周宗良在香港逝世，留下遗嘱将其所有国内财产分于家人，其分配比例为妻孙家仪25％，6个儿子共占50％平均分配，7个女儿共占25％平均分配。其中的不动产之一就有宝庆路3号的房产，宝庆路3号有13个继承人。

1991年，徐汇区政府颁发过由被继承人周宗良子女周孝永等13人及孙家仪共同使用的国有土地使用证。随着孙家仪和部分子女相继去世，遗产继承开始分到孙辈众人，其关系变得十分复杂，而房屋产权证的先天缺失，使得这宗遗产继承变得更加难以处理。

最后法院将宝庆路3号的产权以7300万元卖给了上海地产集团，并按周宗良当年遗嘱的分配比例分配给各个继承人。2007年，法院要求“徐元章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迁出宝庆路3号，并搬离物品。”

宝庆路3号内景

搬离了宝庆路3号后，徐元章居住在番禺路太子公寓，于2014年12月3日去世。

为了纪念父亲和深爱的亲人、为了向外界揭开宝庆路3号的神秘面纱，徐元章的女儿徐黎苹2017年6月1日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宝庆路3号”，为大家讲述宝庆路3号的故事。2020年12月18-20日，徐黎苹在父亲生前寓所番禺路太子公寓举办了徐元章作品精选回顾展以志纪念。

宝庆路3号内景

上海地产集团买入“宝庆路3号”后，空置了10年之久，直到2017年才以“上海交响音乐博物馆”的面目重见天日。

宝庆路9弄5号

优秀历史建筑编号：XH-J-066-V；不可移动文物编号：310104805190000445 宝庆路9弄5号花园住宅民国 湖南街道

现名称/现使用单位：住宅

地址：宝庆路9弄

宝庆路9弄5号

宝庆路9弄，东西向排列着6幢法式坡顶住宅，北面弄堂通向入口，南面临复兴中路有着连片的大花园。

宝庆路9弄入口

宝庆路9弄3号曾经是张学良旧部李杜将军的旧居，1936年7月初，就是由李杜将毛岸青、毛岸英兄弟护送到法国，然后由康生接到苏联的。

宝庆路9弄

李杜（1880-1956），辽宁省义县人，东北讲武堂毕业，历任奉军连长、团长、师长等职。1931年任东北自卫军总司令。1932年7月任吉林省边防副司令长官，后任吉林自卫军总司令。九一八事变后在吉林、哈尔滨率部与日军作战，1933年失败后退入苏联。1934年7月在上海参加了由宋庆龄、何香凝等倡议成立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任武装部部长。1937年2月在上海就任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多次试图返回东北抗日，未能如愿。李杜决定以出洋考察名义转道苏联去东北。

1930年10月，毛泽东的3个儿子在杨开慧牺牲后，被送到上海由董健吾任院长的大同幼稚园。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为防不测，党组织决定解散幼稚园。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入园不久因病夭折）托董健吾领回家中抚养。1935年上海党组织遭严重破坏，董健吾家已很不安全。为保证革命领导人后代健康成长，党组织选中李杜将毛岸英、毛岸青护送去苏联。上海地下党组织还派了赤色工会工作的杨承芳和李杜一起出国，一路上负责护送三个孩子（还有一个孩子是董健吾的儿子董寿祺）。

1936年7月初，李杜将军化名王元华，通过各种关系办妥了出国手续，带着三个“儿子”，登上了法国邮轮康脱罗梭号，去苏联考察。随行的有他的副官、秘书、翻译，还有张学良的一个师长，加上杨承芳和三个孩子，共9人。船经香港、西贡、孟买、苏彝士运河、地中海，于8月初到达法国马赛。但是，李杜和董寿祺等人没有拿到去苏联的签证，在巴黎逗留了四个多月后返回了上海。毛岸英、毛岸青的签证是通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告知苏联政府，说毛泽东的两个孩子已经到了巴黎，苏联政府才发放了签证。毛岸英和毛岸青在苏联驻法领事馆见到了来巴黎接他们的康生。1937年初，康生护送毛氏兄弟来到莫斯科，随即进入西郊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当年毛岸英14岁，毛岸青12岁。

李杜和三个孩子的出国护照

全国解放后，李杜被推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委员，1956年8月23日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在重庆逝世，终年76岁。

1938年行号图上宝建路9-13号

宝庆路9弄，老门牌号曾经是宝建路9-13号（见上面行号图）。其中9号曾是德国妇科专家熙斯（Dr. Med. Wolfgang Hem M.D.）三十年代的住宅。

宝庆路10号甲花园住宅

不可移动文物编号：310104805190000446 宝庆路10号甲花园住宅 民国湖南街道

地址：宝庆路10号

该花园住宅建于1925年，欧陆风格花园住宅。建筑为假三层砖木结构，孟莎式样屋面，青灰色机平瓦。水泥砂浆墙面，局部刻画有仿石结构纹饰。东南角建有两层塔楼造型的阳光厅，塔顶采用重檐盔形顶，塔壁环设高大的券型窗，厅内可将花园风光尽收眼底。

据资料介绍，该住宅原为美孚的产业，租给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居住，1932年10号甲住户有特纳（J.E.R.Turner）先生，10号住的是约瑟夫（J.M.Joseph）夫人和她的女儿约瑟夫小姐，他们都在美孚石油公司工作，是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1936年则分别换成了莫里斯•齐默曼（M.Zimmerman）和奥托•泰勒（Otto Theiler）两位先生住在里面，齐默曼还在美孚公司上班，泰勒已经退休了。

1956年为机械工业部电器科学研究院上海试验站使用，1962年，汪道涵同志把时年36岁的江泽民同志从长春一汽调任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第一副所长，这里正是他的办公地点。1966年在试验站基础上成立上海电动业工具研究所，1971年研究所特种涉密部分内迁四川，民用部分下放地方改为上海电动工具研究所。现为单位使用。

1938年版《上海市行号路图录》

在1938年行号图上（见上图），这里还曾经是外侨学校“乐勒脱学堂”。

乐勒脱学堂，即劳莱德学校（Loretto School），据上海地方志记载，该校创于民国22年，由美国劳莱德会修女主办，校址原在虹口昆山路118号，民国3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此间美国修女被集中在蒲石路美国圣心会修女院，学校随之搬迁，民国35年移到中正西路（今延安西路）736号。

1948年版《上海市行号路图录》

在1948年行号图上（见上图），这里是上海市常熟区（第七区）区公所，和“钱如南律师“事务所。

上海市第七区区公所于民国34年（1945年）12月26日成立，民国36年2月改为上海市常熟区区公所，设总干事室、户政股、民政股、文化股、经济股、警卫股、会计室。按地区设44个保办公处。办公地址：宝建路（今宝庆路）10号。

钱如南曾任第七区区公所总干事、常熟区副区长。

宝庆路19号

宝庆路19号，现在是“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宝庆院区”。老地图上曾经是宝建路15、17、19号（见下图）。

1938年版《上海市行号路图录》

三十年代，宝建路17号曾经是胡汉民先生生前驻沪通讯处。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去世后，胡先生驻沪治丧未了各事、及以后通讯，改在高恩路267号（今高安路63号）。四十年代，宝建路17号曾为“国立北平图书馆“（见下面1948年行号图）。

1948年版《上海市行号路图录》

国立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抗日战争期间，部分馆藏和馆员南迁，并陆续在上海、香港、昆明、重庆等地建立了办事处。宝建路17号应该就是当时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所在地。

1948年航拍图上大华医院建筑（红色圈内）

宝建路19号曾经是大华医院，大华医院创办于1926年，原址在卡德路63号，创始人为张炳焘，院内附设大华产科医学校。1927年张炳焘去世后，其弟张炳康全权作价让与金燮章。1929年，因院务日益发达、病房产房不敷使用，金燮章购地于法租界宝建路19号，自建四层洋房，新医院于1929年11月10日正式启用。设于此的大华助产学校，主席校董褚民誼，校长王清穆，教务长金燮章。

金燮章，毕业于同德医学院，上海市医师公会会员，上海市医院联合会理事。

金燮章

1947年7-8月间，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在赴美疗养前夕曾来沪，在大华医院休养，同时在沪办理出国手续。杜聿明此次系因肺部旧疾复发，同时腿部因在关外指挥作战而受寒致疾，亦迄今未痊，故需出国疗养。

杜聿明

在大华医院休养期间，杜聿明的挚友陈纳德、陆军副总司令孙立人将军等曾到医院探望。杜夫人因须照顾子女，待杜将军出国后即返北平，改由沪上名医任庭桂及杜氏长女随行照顾。

宝庆路20号1号楼

优秀历史建筑编号：XH-J-077-V；不可移动文物编号：310104945190000166 宝庆路20号住宅 民国天平街道

地址：宝庆路20号

此住宅曾是原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旧居， 陈行（1890~1953年），诸暨店口人。十六七岁时离乡外出谋生，结识河南随县知事言某，得其资助东渡日本学造纸，归国后再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学化学。1917年毕业，考取官费留学生，入美国俄亥俄州大学学经济兼化学。赴美船上，结识宋子文，终成莫逆之交。1921年，获硕士学位毕业回国，历任汉口中华懋业银行经理、武昌造币厂厂长、财政部金融监理局局长、钱币司司长、中央银行行长、中央银行副总裁。1938年8月后，连任中央银行理事会常任理事，为外汇管理委员会委员、上海造币厂厂长、财政部特派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为还都接收大员。解放前夕去台湾。

宝庆路20号2号楼

不可移动文物编号：310104945190000152 宝庆路20号住宅2号楼民国 天平街道

地址：宝庆路20号

宝庆路20号3号楼

优秀历史建筑编号：XH-J-013-IV

原名称/原（曾）使用单位：花园住宅；现名称/现使用单位：上海轻工业研究所3号楼，4号楼

地址：宝庆路20号

层数：2层；结构类型：砖混结构；建造年代：1925年；保护类别：二类

宝庆路20号4号楼

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宝庆路20号为上海轻工业研究所所用直至现在。上海工艺美术研究室、上海中国画院也曾入驻过这里。九十年代初上海电影制片厂曾借此处拍摄了三十年代后期地下党员与日伪特务搏斗的谍战片《义胆忠魂》等。

宝庆路20号已于2020年启动修缮工程，老洋房将重新焕发青春。

宝庆路21号住宅

不可移动文物编号：310104805190000357 宝庆路21号住宅 民国天平街道

地址：宝庆路21号

建于1914年，法式风格花园住宅。建筑为二层砖木结构，红瓦坡顶、出檐较深，檐下有部分椽木外露，东侧檐口做跌檐处理，屋面的三处烟囱已修缮一新。外墙为灰色卵石覆面，墙脚部分装饰有毛石面块，立面窗楣及窗台采用弧面造型的白色水泥条块装饰。建筑东南部两层结构前出，其底层三面采用圆拱形门洞，上层设作内阳台，阳台水泥围栏上仍保留有绿釉镂空方砖组合的图案。房屋的两处后门皆与北侧弄道相通。建筑于2008年进行过全面的维修和局部改造，室内作格子顶天花装饰，壁炉尚存，平面布局略有调整。1950年后为上海轻工设计院使用，曾作为职工宿舍。现为上海轻工设计院贵宾楼。

1938年版《上海市行号路图录》

据《申报》记载，三十年代，波兰公使馆曾在宝建路21号，波兰驻华商会也设在此。当时的波兰驻华公使是魏登涛（Weydethal），魏登涛1929年被派往上海，历任波兰驻华代表、参赞、代办等职，1933年8月被任命为驻华全权公使，也是驻华首任公使。

魏登涛还是成立于1933年6月的“中波文化协会”的名誉会长，“中波文化协会”是由蔡元培、吴稚晖等发起成立的。魏登涛的夫人也曾于1935年3月6日应“中波文化协会”之邀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作演讲，演讲稿经中央大学法文教授张吴棣芬翻译后由协会出版，书名为《波兰女子在本国历史文化上之贡献》。

1939年9月，魏登涛奉调回国，结束了他十年驻华外交生涯。

宝庆路22号

现位于宝庆路桃江路口有一栋洋房，原来的门牌号是宝建路（今宝庆路）22号（见下面行号图）。

1938年版《上海市行号路图录》

据资料介绍，1966-1978年，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在宝庆路22号办公。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也一度设于此。现由上海市轻工业研究所使用。

宝庆路22号

据《申报》记载，宝建路22号曾是中南银行副行长黃浴沂的住宅。黃浴沂是中南银行创办人、有印尼糖王之称的黄奕住的第三子。1930年，黃浴沂遭绑架，引起了社会上的极大关注。

1930年5月27日下午6时，带着两个持枪保镖和一个专职司机的黄浴沂乘车回家，至海格路时被两辆尾随的汽车一路跟踪。此时，左面突然有一部摩托车超车，司机恐怕撞车，减慢了速度，后面尾随的两辆车趁势在黄浴沂的车旁停下，从车里冲出四名持枪绑匪强行拉开黄浴沂的车门。

黄浴沂的保镖马上拔枪射击，可惜被绑匪躲过，绑匪同时还击，两个保镖一死一伤，司机也受重伤，黄浴沂则被劫匪绑走。静安寺捕房闻讯派大批中西探捕武装驱车到场，这时绑匪已远走高飞，地上只剩弹壳及玻璃碎片。遂将受伤的保镖和司机送海格路红十字会医院救治，司机因伤及要害最后不治身亡。探捕还了解到，骑摩托车的人已经尾随黄浴沂数星期之久。

黄浴沂绑架案惊动了最高当局，蒋介石亲自出面，命令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务必限时破案。

黄浴沂被绑去后，被藏匿在沪西虹桥路的一间小屋内。到了7月17日下午6时许，趁看守的劫匪纳凉不注意，黄浴沂夺路而逃。劫匪见状一路尾追，最近的时候仅相距十几步远，劫匪还带着枪，连开两枪之后，黄浴沂惊慌倒地，不敢稍动，当时夕阳西下，田陌间不乏行人。劫匪观察了一阵，见黄浴沂倒地不动，以为他已经中枪身亡，就往回走了。

黄浴沂是佯装中弹倒地，在确认劫匪已经走远后，即起身逃命。跑了约半个小时，到了交通大学，本来想借电话叫车回家，但是已经两个月没有梳洗换衣而蓬头垢面，加之不会讲上海话，门卫拒绝他入内。没办法，只能叫黄包车，但是由于语言不通，路途不熟，他在路上换了三次黄包车，辗转了四五个小时才回到家里。

家人相见喜出望外，黄浴沂被绑去52天，精神尚可，不久搭乘轮船赴南洋休养。

参与绑架的绑匪，于1933年7月间在天津被拘获。这是一个绑架团伙，有耿华堂、郑棠生、尚震、刘一民、吴少庭等十余人。在沪先后綁架中南银行副行长黄浴沂、四明银行协理陈仰和、新森记营造厂主何绍处、颜料巨商黄葆华等，还在天津绑架怡和洋行买办陈祝龄、梁惠吾两人，撕票埋尸灭迹等巨案。

1934年10月，法院判处郑棠生、尚震、刘一民、吴少庭死刑，耿华堂拘押期间畏罪自缢身亡。

黃浴沂

1948年行号图上，这里成了上海华侨化学制药厂。上海华侨化学制药厂是由马龙发于1937年创办的，是属于回民经营的西药厂。

1948年版《上海市行号路图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