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在古代就有之说（论语自汉朝起就流传有三个版本）

论语在古代就有之说（论语自汉朝起就流传有三个版本）

《论语》记载的主要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其材料来源，最初大概是孔子弟子们的课堂笔记。有关《论语》的编者、成书时间历来众说纷纭，一般认为是孔丘弟子编辑，由再传弟子增订。

《汉书·艺文志》的说法是：“《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大体解说了《论语》的内容、成书及书名含义。《论语》这一书名，最早见于《礼记·坊记》。因而，《论语》一书定名应该早于《礼记·坊记》。书中出现了对鲁哀公、季康子等死于孔子之后的人的谥号，并记有比孔子年少四十六岁的孔门学生曾参临死的留言。可见编纂者为孔门再传弟子，成书时代当在战国初期。

《论语》书影（元刻孤本）

《秦朝焚书坑儒，战乱频仍，导致《论语》一度失传，到了汉代又流传出了多个版本。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录，《论语》有齐、鲁、古三个版本，在用字、篇名、篇数等方面各有差异。

《鲁论语》为鲁人所传，主要在鲁地流传，共二十篇，今《论语》的篇章即依此而定；《齐论语》为齐人所传，比《鲁论语》多《问王（玉）》、《知道》两篇，共二十二篇，主要在齐地流传；《古论语》据记载，是西汉鲁恭王刘余在曲阜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古论语》最显著的特点，是把第二十篇《尧曰》的最后一章“子张问于孔子”以下单独另分一篇，有的本子题名为《子张》，有的本子则题名为《从政》，故有《子张》两篇，实为二十一篇。这三种本子除了篇数不同外，在章次、文字和解说上都有出入。

西汉成帝之师张禹先学《鲁论》，后学《齐论》，对齐、鲁两派择善而从，融合了《鲁论语》和《齐论语》。张禹是帝师，在儒生中最为尊贵，后来的儒生广泛推崇他的版本，导致其他各家《论语》日渐衰微。因张禹封安昌侯，所以他的本子称为《张侯论》，盛行于汉代。由于《张侯论》中并未包含《问王》和《知道》两篇，后世一直将其划分在《鲁论语》系统中。汉末郑玄也根据《鲁论》篇章，参考《齐论》、《古论》，为之作注。

唐宋注解修订《论语》的成果十分丰富，尤其以南宋朱熹所编撰的《论语集注》为集大成者。宋以后的通行的论语版本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今本”了。

2015年，江西南昌的海昏侯墓出土了大批珍贵的竹简和木牍，其中五百多枚竹简上竟然书写着《论语》。经鉴定，海昏侯墓竹简上所书的论语版本“属于失传已久的《齐论语》”。 由于保存情况不佳，海昏侯墓《论语》简中可释读的部分大约只有今本的三分之一，文字较多的篇目有《公冶长》《雍也》《先进》《子路》《宪问》等，对应今本《乡党》《微子》《子张》篇的内容还没有被发现，《颜渊》篇是否存在也还不能确定。

《论语》书影（宋刻本）

最特别的是，书中保存有《智(知)道篇》和一些不见于今本的简文，符合《汉书·艺文志》所谓的《齐论语》的一些特征。《论语》篇数在汉代已经大致上稳定下来，齐、鲁、古三派都只是在二十篇的基础上略有增改，至于如何增改，则尚在变动中。它有《知道》却无《问玉》，可能体现了齐《论语》形成过程中的一个中间形态，说明齐《论语》是在《论语》二十篇的基础上，陆续加入其他来源的孔门言行，分阶段形成的。而《汉书·艺文志》将古、鲁、齐三派泾渭分明地区别开来，忽视了《论语》的不同文本和解说长期并存、交织互动的历史。

同时，《论语》既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也是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不但突出反映了孔子的以“仁”和“礼”为核心的政治主张、社会理想和思想观点，而且忠实记录了他的人格精神和道德风貌，使作为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孔子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来。这当然与它善于把握特点和刻画人物有关。《论语》的语言朴素自然，含蓄隽永，字里行间充满感情，赋有感染力，并善于把深刻的道理生动巧妙地表达出来，形象新颖，意味深长，以至形成很多格言警句，对中国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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