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讲的什么内容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讲的什么内容

《红玫瑰与白玫瑰》是张爱玲最著名的小说之一，讲述的是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都市男女的情感故事。

红玫瑰和白玫瑰有着多重文化的隐喻功能，让人感受到在东方与西方相互碰撞的大文化背景下，现代都市人之间的内心和情感。

男主人公振保把女人分为两种：红玫瑰与白玫瑰。

文章开始就说：“振保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他说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普通人向来是这样把节烈两个字分开来讲的。”

红玫瑰王娇蕊，白玫瑰孟烟鹂，这是主人公振保加在女人身上的符号。

娇蕊是现代女性的代表，为了爱情牺牲一切，坚决与丈夫提出离婚，却换来了振保的始乱终弃，得不到幸福的爱情。最后只有回归传统做了孩子的母亲，言谈之间泄露了她对往事的感伤和悲凉。

烟鹂是男性眼中理想的妻子形象，可是自从结婚之后，她的种种传统的美德在振保心目中却都成了乏味的。丈夫在外面公开玩女人，当着她的面砸东西。最终她选择了出轨，和裁缝偷情，突破了传统的淑女形象;在被振保撞见以后却又小心地窥伺着丈夫，认为他并没有起疑才放下心来。烟鹂欲突破传统而不得，始终生活在传统的囚笼中。

中国的女人历来受传统的桎梏，随着现代的到来，她们渴望自由的呼声也最为强烈。但是红玫瑰和白玫瑰生活在现代和传统的过渡期，他们既无法挣脱传统也无法走向现代，等待她们的都是悲剧。

花本来是充满生命的意象，虽然文中的女性有玫瑰花般的容貌，我们却闻不到她们花的芳香，只有她们慢慢枯萎的味道。再娇嫩的花朵也有凋谢的一天，以花为代名，预示了她们枯萎的命运。

中国文化历来用香草、桃花、芙蓉等词形容女子的美貌，而“玫瑰”是一个从西方引进的外来词汇。

十五世纪英国的蔷薇战争就是以白玫瑰和红玫瑰作为标记的，在美丽的标记下酝酿着残酷的死亡。

十九世纪晚期至二十世纪初期，西方唯美派笔下的女人和花的意象有着特殊的关联。在波德莱尔的影响下，她们贴上了不详的标签，成为“恶之花”。

张爱玲的创作与西方的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她在创作玫瑰的意象时，不再恪守中国传统，而是转向西方文化里寻找艺术意义。张爱玲处在新旧转型期，并且亲身经历香港保卫战，形成了悲观的审视人类生存意义的观点。她本着自己的审美感受，吸收了西方的审美经验，创造了能够充分表达个人体验的红玫瑰和白玫瑰意象。她们代表的是两个极端，在时代的大背景下表现得无所适从。

红是红得热烈，白是白得空洞，但终究归于凋谢。

“红”，给人以热辣辣的感觉，容易激发人的浪漫情思，这和中国传统的道家文化具有某些相通之处。

道家文化崇尚自然，所谓“道法自然”，注重人的自然天性，其中也包含着人的原始欲望。而“白”则给人恬静、素朴、圣洁之感，这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是相吻合的。

儒家文化崇尚“中庸之道”，讲求积极入世，以“孝”闻名天下。

张爱玲有意将振保放在20世纪40年代中西文化交汇与冲突的十里洋场上海，这样的特定背景下来考量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面对社会转型该如何发展、演变。

振保是一个集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于一身，“最符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他有儒家的积极入世的一面：凭“半工半读赤手空拳”来打天下。他很孝顺，“侍奉母亲，谁都没有他那么周到”、“做人做得十分兴头，他是不相信来生的。”同时，他又兼具道家的思想，在处理和情人的关系上，体现了道家的以“柔弱胜刚强”的思想。

当情人王娇蕊将他们的关系告诉其丈夫时，振保犹如五雷轰顶，他感到他的社会地位正在遭受着严重的威胁，他要挽回这一败涂地的局面，于是便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将其母搬出来当“救命符”，“我不能叫我母亲伤心。她的看法同我们不同，但是我们不能不顾到她，她就只依靠我一个人。”

此外还利用社会舆论压力来为自己解脱，“社会上是决不肯原谅我的。”此外，振保也埋怨王娇蕊不该背着他将这件事告诉给她的丈夫，最终导致了二人关系的彻底破裂。“贤妻良母”、“相夫教子”是儒家文化所赋予女性的责任和义务，她们似乎从来没考虑过要为自己而活。在恐惧的作用下，她们表现得极为驯服，甚至是丧失了自己做人的尊严。在烟鹂心中，振保就是她的天，即便是他做错了事。

正是这样的一位女性，在现代的都市社会里，似乎也并未获得都市身份的认同，迷失自我，不知道何去何从。

《红玫瑰与白玫瑰》堪称经典，它足以看出张爱玲对当时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相冲突、融合，所引发的对人的生存困境的深入思考。这无疑是我们解读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都市人生存的一个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