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中的日军顾问团 12 古宁头战役之谜 根本博真的有提出致胜策略吗

国军中的日军顾问团 12 古宁头战役之谜 根本博真的有提出致胜策略吗

著者/〔日〕野岛刚

译者/芦荻

传说般的存在

这位日本军人是前陆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根本博体格壮硕，留着一头刺猬般的短发，戴着一副圆眼镜，脸上总是挂着和蔼可亲的笑容，不管到哪里都能跟人轻松打成一片。在崇尚严谨刚直、视压抑情感为典范的陆军军人当中，他可以说是相当另类的人才。

根本的知名度，远比其他白团成员高。之所以如此，其实与根本在战后这段时间里积极讲述自己的经历有很大关系。从这层意义来看，他与始终保持沉默，也不曾留下任何著作的富田直亮，正好是两个极端。

之前与根本相关的著作，除了小松茂朗的《战略将军根本博——某位军司令官的深谋》（光人社，1987年）以外，作家门田隆将于2010年出版的《舍生取义——拯救台湾的陆军中将根本博的奇迹》（集英社），也详细描述了根本博的活跃事迹。

过去经常会有人产生一种误解，即把根本博和白团混为一谈。然而，不管是从潜渡台湾的来龙去脉，还是两者之间的人脉关系，我们基本上都应当将白团和根本博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系统。白团的渡台是高度组织的计划，而根本则是带有强烈个人色彩、打游击式的举动。不过，两者前往台湾的动机是一致的，那就是为了拯救陷于苦境中的蒋介石。

根本于1891年（明治二十四年）出生于福岛县须贺川市的仁井田。那里是会津藩的旧领地，也是戊辰战争中的败军之将们聚居的土地。根本的父亲是教员，不过家里也兼营农业。他自陆军士官学校23期毕业后便进入陆大深造，以陆军中国通的身份接受培养。

战争结束的时候，根本正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兼驻蒙军司令官；1946年8月，他回到日本退役。当时，在战争已然结束的情况下，根本命令日本军队延缓解除武装的进度，从而将华北方面35万将兵及4万民众的生命，从苏联的兵锋下拯救了出来。这段传奇故事，至今仍然传颂不已。

以下的记述，主要是根据根本自己的手记，以及他自台湾归国后接受媒体采访的内容，重现根本渡台的来龙去脉。

“我去钓个鱼”

就在根本在东京过着晴耕雨读的退役生活之际，在他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自称为“李铨源”的年轻人。李铨源表示，他是“国民政府”傅作义将军的使者，希望能够邀请他“前往台湾指挥战争”。傅作义是曾和根本直接交手过的敌将，两人在战后处理的过程中也有相当多的交流。对根本来说，傅作义是一位在人品上相当值得信赖的人物。只是，之后证明，所谓“傅作义的邀请”云云，完全是一个捏造出来的谎言。

1949年5月8日，根本博扛着钓竿，说了声“我去钓个鱼”之后便离开了家，和陆军士官学校24期的吉川源三等8人从东京车站一路前往九州岛。6月初，他们从宫崎搭乘小型渔船潜渡台湾，但在途中遇上海难，幸好得到冲绳的美国海军救援才幸免于难。虽然几经波折，不过他们最后还是成功到达台湾，并在台湾北部的基隆登陆。

然而，根本一行人到了基隆之后，却一直联络不上台湾方面的接头人员，于是他们被警察给拘留了起来。直到一个月后，在汤恩伯将军的斡旋下，根本等人才终于获释。对于该如何处理这些突然造访的不速之客，台湾方面也是大感头疼。最后，除了根本之外，其他成员全都被遣返日本，并由曹士澄负责收拾残局。

当根本在宫崎停留的事情曝光之后，1949年11月12日，有关他的问题被提交参议院进行讨论，而日本各种杂志对于“台湾义勇军”一事的推测，一时之间也甚嚣尘上。潜伏在地下的白团计划各相关人员，不得不暂时将神经绷得更紧，唯恐发生什么出乎想象的意外……

死守金门

根本在这一年的8月成为汤恩伯将军的私人顾问，然而国民党此时已经陷入了崩溃的局面。从上海到厦门，各重要据点陆续陷落。除了台湾，“国民政府”就只剩下金门、马祖等寥寥几个岛屿而已。为了保住“反攻大陆”的桥头堡，蒋介石绝对不能失掉最接近厦门的金门岛；然而，不管在谁看来，金门的陷落也只是时间问题。

10月25日深夜，共产党展开了对金门岛古宁头海岸的登陆作战。“国民政府”军原本是考虑在滩头阻止对方军队的登陆，但根据根本的手记，后来根本提出了建议，指出正面冲突对“国民政府”军极为不利，于是整体的作战计划便改变为放对方的军队登陆，然后再加以歼灭。

国民党军部署在离海岸有点距离的台地上，等对方的军队登陆上岸之后，便集中全部的火力进行攻击，而对方的军队却似乎因为连战连胜，显得有些大意。结果，对方的军队整个陷入了一片大混乱，登陆用的舢板几乎全被烧光，高达数千人被俘虏。此次战役最后便以国民党军的大胜结束。

这场战役对国民党而言，简直就像久旱逢甘霖一样，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在连战连败的国共内战中，能够取得这样一场久久不曾见到的大胜利，对于低落的士气，可以说有着相当大的鼓舞效果。

同时，国民党军在金门岛的胜利，也使得对方的军队不得不重整对于台湾的攻势从而给国民党争取了宝贵的时间。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美军的介入，海峡两岸分离的形式固定化，但假使金门在这次攻势中陷落的话，共产党的“台湾解放”或许会在朝鲜战争之前便已实现！

现在，金门仍然处在台湾的支配下；虽然紧张的情势已经缓和许多，但它作为陆台之间最前线的地位仍然不变。从这点来看，这场古宁头之战可以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为什么不曾留下记述？

从台湾搭乘飞机，经过1小时的航程便可飞抵金门；在那里，至今仍然有缅怀古宁头战役的纪念馆，供人参观与造访。纪念馆里，高高悬挂着一幅蒋介石乘坐吉普车慰劳胜利将士的巨大宣传油画。

在这座纪念馆（战史馆）里，并没有任何关于根本的介绍。然而，不只是根本博，就连当时国民党部队的指挥官——同时也是根本辅佐的对象——汤恩伯将军，也没有任何相关的记述。

看到这种不可思议的状况，我心中不禁浮现一个疑问：“根本在古宁头战役中，真的像他自己所说的，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吗？”

另外，在台湾“国防部”的正史中，对于根本的事迹也只字未提。正因如此，“国防部”相关人士对于表彰根本在金门战役中的功绩这件事，普遍抱持着消极的态度。

和白团被记录在“国防部”的官方文件当中，同时在历史中也确保了自己的“定位”相比，根本的遭遇可以说截然不同。

作家门田隆将在前述的著作中指出，根本的功绩“遭到了抹杀”。原因是汤恩伯将军在和对手陈诚将军的权力斗争中败北，于是支持汤恩伯的根本的贡献也就跟随着汤恩伯一起被埋葬在历史的阴影之中了。

确实，汤恩伯在和陈诚的地位竞逐中落了下风，并且随后遭到了贬逐。然而，根据台湾学界一般的看法，比起和陈诚的权力斗争，汤恩伯本身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失败，才是他遭到放逐的主要原因。

虽然前面我们已经提过汤恩伯在丧失大陆之际的连战连败，但是真正导致他失势的关键，是他和当时担任台湾省“主席”的陈仪之间的关系。陈仪是汤恩伯的同乡也是他的前辈，据说陈仪能够就任台湾省“主席”，也是靠了汤恩伯的推举。陈仪和汤恩伯都曾在日本留学，在国民党内也都是屈指可数的日本通。

1947年，陈仪引发了所谓的“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指的是国民党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捉拿并虐杀了大量台湾人，死者据说高达数万人。台湾民众之所以至今仍然憎恶国民党，二二八事件是最大的原因。

只是，在蒋介石日记中，蒋介石本人对于二二八事件所导致的台湾情势恶化显得相当苦恼，并在文中反复提及对导致台湾混乱的陈仪的不满。后来，蒋介石接到了陈仪图谋叛变投共的情报，于是决定撤换陈仪，并将这件事告诉了汤恩伯。汤恩伯得知之后，不断恳求蒋介石饶陈仪一命，但蒋介石表示要“杀一儆百”，于是决定处死陈仪。

在此期间，蒋介石对于汤恩伯的不耐烦达到了极点；蒋介石对汤恩伯的嫌恶，甚至到了“不想再看到这家伙的脸”的地步。

领悟到自己在军中已无容身之地的汤恩伯，向蒋介石请求前往日本疗养，但蒋介石无动于衷，只表示“在‘国内’治疗就行了”。直到汤恩伯的病情已经相当恶化的时候，蒋介石才批准他前往日本治疗。可是等他在日本入院时已经太迟，最后汤恩伯年仅55岁便撒手人寰。

根本真的有提出“直接导致国军胜利的关键策略”吗？

就算在这样的情况下，汤恩伯和根本的友情仍然维持不变；当他在日本住院的时候，根本几乎是每天到汤恩伯的病床前探望。

既然两人的关系如此亲近，那么若是汤恩伯真的指挥了古宁头之战，根本的贡献也就很有可能是货真价实。然而，若是汤恩伯当时并没有指挥那场战役，那么根本的贡献，就很有可能只是他自己想象的产物，或者是多方夸大的结果。

汤恩伯的军队一向以军纪紊乱、统御无方、战斗力薄弱知名，就算在国共内战中，也是连战连败。尽管如此，蒋介石对汤恩伯仍然不失温情，将上海防卫战的责任托付给他，然而汤恩伯在那场战役中，却又遭到了惨痛的失败。更有甚者，当放弃福建省的重要据点厦门后，汤恩伯请求蒋介石另派他人接替自己的司令官一职。蒋介石用近乎斥责的语气命令他：“直到最后，我都不会同意更换司令官，给我死守金门！”

于是，金门的防卫司令官仍然是汤恩伯。可是就在作为金门之战最高峰的古宁头战役之前不久，汤恩伯的司令官位置，终于被胡琏将军取代。

根据有关金门战役的报道文学《无法解放的岛屿》一书的作者、居住于金门的作家李福井所言，汤恩伯与胡琏的交接时间，正好是与古宁头之战重叠的。这很有可能导致当时的指挥权事实上处于一种暧昧不明的状态。

根据李福井的看法，战役的前半段仍然是由汤恩伯指挥，但在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便由胡琏接手负起指挥之责。事后不久，胡琏一方便积极主张金门战役的功绩应当归于他们这边，但这样的说法也引起了汤恩伯旧部的激烈反驳。直到现在，双方的争论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

不过，在胡琏部下的回忆录中，曾经提及胡琏在受命指挥之际，曾在战场上“与汤恩伯将军的日籍顾问根本博会面”。由此可知，根本博当时人在金门战场上，这是毋庸置疑的。只是，对于他的贡献究竟有多大，我们却没有足够的资料能够确定。

2013年我走访金门之际，李福井针对根本博的问题，发表了这样的见解：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会根据汤恩伯将军的影响力究竟到什么程度，而产生出不同的判断。尽管当时汤恩伯仍然处在指挥官的位置上，但是实权已经移交到了部下手中。换言之，他不过就是个象征性的存在罢了。

根本这位日本人为了报答蒋介石的恩义而投身战场，这是事实，没错。只是，要说他在投身战场的这段时间中，在古宁头战役扮演了什么重要角色，甚至说他提出了“直接导致国军胜利的关键策略”，以当时汤恩伯的影响力来考量，我想未必就有这样的事。

在现今台湾，若是有着明确的史实，那么不管当时的派系斗争有多激烈，要想完全否定乃至抹杀某一件事的存在，必定相当困难。对于李福井有关根本的见解，是否就是最妥当的答案，我自己至今仍然有疑问。为此，我衷心期待将来能够发掘出更详尽的史料，以确定这件事的事实所在。

俨然“军师”般的存在

“轻生乐死，乃武士道之真髓”

白团的活动开始之后，蒋介石自身也相当频繁地参与课程。

同时，白团的领导者富田，也曾屡次站上讲台执教。

据一位曾在战术方面受教于富田的前军人所言，富田的教导方式是这样子的：

富田先生突然间揪住一名听讲生的衣领，摆出一副像是要痛揍对方的模样。就在全场一片哗然的时候，富田先生开口了：“战争，就是拘束敌人，然后展开攻击。若是能先让敌人陷于无法逃跑的境地再发动攻击，就必然能给予对方重大的打击。”透过这样的方式，他让我们理解了作战的根本概念。

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过国军中有哪一个教官，能像他这样用最简洁易懂的方式，将战争的本质教授给学生。

至于富田的讲课对蒋介石本人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可以透过1950年的蒋介石日记，清楚领会到这一点：

4时前往军训团，听白鸿亮讲授武士道历史，甚为有益。

（1950年9月26日）

接下来的9月28日、30日两天，蒋介石也都前往军训团，听取富田关于武士道的授课。

午后14时往圆山，听武士道历史，甚佳。与学生会面。

（9月28日）

午后2时，于圆山听武士道课程两小时，甚佳。

（9月30日）

关于武士道，蒋介石在日记中是这样写的：

有关日本武士道和中国正气之间的关系。

读《武士道》[3]（安部正人编）。

（两行皆为1950年10月5日之日记）

白鸿亮总教官的武士道课程，对学生而言有如照亮黑暗的一道光芒，令人深感欣慰。

（1950年10月7日）

紧接着，将富田的讲课和自己对武士道的观察结合之后，蒋介石似乎得出了一个结论。他在10月9日的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轻生乐死，乃武士道之真髓。

所谓“轻生乐死”，就如同其字面意思，指的是“不为生所拘束，亦不因死而恐惧”。

“甚感愉悦”

在这过程中，对蒋介石而言，富田事实上已经相当于“军师”了。

午后前往军训团，听白鸿亮讲授战争科学3小时。

（1949年10月18日）

听白鸿亮讲述战争科学及战争哲学，计6小时。

（1949年10月19日，前周的反省录）

不只如此，日记里还频频出现蒋介石与富田之间类似下述的交流记录：

认可白鸿亮，亦即富田所定的各种方法及计划。

（1950年3月18日）

所谓“各种方法及计划”，指的大概是为抵抗人民解放军攻击台湾而制订的作战计划吧！

与白教官（富田直亮）单独会商，讨论今后“国防”的重要策略以及陆海军建设方针。决定以装甲兵作为建军的重点。

（1950年9月14日）

纵使在年轻军官面前，蒋介石也毫无保留地称赞富田：

午前进行训话，赞誉日本军教官白鸿亮有如朱舜水。同时，令吴树给予教官特别的优遇及尊重。

（1950年6月27日）

朱舜水是自中国渡海前往日本的明代哲学家，在日本集众人尊敬于一身。

正午，与亮晴（作者注：“直亮”的笔误）议论时局。

（1950年7月2日）

于苗栗，听白鸿亮教官针对演习之讲评，其诚实令我深深感动，对一般军官之学业亦有相当大之帮助。

当富田一度暂时返回日本，然后又再次回到台湾时，蒋介石明显流露出安心的样子：

白鸿亮自日本归来，唤其会面。

（1951年5月1日）

凡此种种记述，令人读之不禁有种莞尔一笑的感觉。富田所扮演的角色，事实上是蒋介石个人的军事顾问——或者可以说，就是所谓的“军师”吧！

蒋介石是个非常暴躁易怒的人，部下和亲信对于蒋介石突如其来的脾气，总是感到相当畏惧。

然而，旧日本军人对于蒋介石的印象却极好；在他们眼里，蒋介石是个“个性沉稳、道德高尚的人物”。

蒋介石在和富田这些白团的旧日本军人会面时，总是显得相当轻松，同时也留下了像是“与32师日本教官3人茶叙，大笑，甚感愉悦”（1952年1月3日）之类的记述。然而，遍寻整部蒋介石日记，我们却找不到任何蒋介石在与手下的将军们会面时，曾经“甚感愉悦”的记录。

特攻队？

1950年1月，富田曾经向军训团教育长彭孟缉提出一份以日本特攻队为蓝图设想出来的提案。在保存于“国史馆”里、由彭孟缉提交给蒋介石的一份名为“关于空军突击队编成之意见”的文件具体介绍了富田的计划内容：

一、由空军提供31架飞机（作战机25架、预备机6架）。

二、各机配备500磅炸弹1枚，100磅炸弹6枚，由于命中率是百分之百，所以只要1架飞机，就可以爆破7艘共产党的船只，若是出动25架飞机，就有可能摧毁175艘船只。

三、全体需求人员，包括校官和尉官在内共82名；为达成此需求，可以在日本募集人员。

四、该部队直属于空军总司令部。

这支突击队的目标，也就是“仿效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所使用的‘神风特攻队’，以突击的方式对敌舰船进行爆破”。

在这份文件的最后，彭孟缉做出了这样的总结：“据白团长表示，中国空军非常优秀，因此这种做法十分值得参考，故希望能够考虑采用本计划。”

尽管这项“神风特攻队”计划最后并没有被采纳，但是一想到富田或许曾经为了成立特攻队在日本招募人员，就让人颇感兴趣。

更换团长的激烈争辩

然而，当白团的运作逐渐步入正轨，而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共产党的军队对台湾发动攻击的可能性也大幅降低时，便产生了另一种声音，即“是否该由根本来替代富田，出任白团的领导者？”这个主张在白团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辩。

根本是在实战指挥之中最能发挥其力量的类型；在与共产党的军队之间的战斗几乎不可能发生时，要如何安置根本，就变成令台湾方面相当苦恼的问题。因此，一般认为启用根本是出自台湾方面的要求。

就身在陆军的最终资历而论，根本是中将，富田只是少将。以年龄来说，根本出生于1891年，富田则出生于1899年，比根本要小8岁。若是从这几点来考虑，由根本来担任富田的长官，自是理所当然。

可是，根据曹士澄档案的记述，当白团内部就此召开会议时，有不少人激烈地表达了反对之意，其中本乡健（中文名字“范健”）特别强硬：

根本中将，不论就前来台湾的理由或者状况，都与我们有着极大的差异。因此，我认为他不适合担任白团的领导者；白团的团长，还是应当由富田少将来担任才对！

在会议席上，本乡如此大声怒吼着。

本乡会如此强硬地反对根本的任命案，这让人感到相当不可思议。由于本乡本人已经作古，因此要找出确切的理由，似乎也不太可能了。

不过，在仔细分析本乡的经历后，我们可以推断出，他与曹士澄之间的关系其实相当亲密。本乡和曹不仅在陆军士官学校就读时是同期，而且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还一起被配属到兵库县的筱山连队。长期的衣食与共，毫无疑问让两人结下了深厚友情。本乡经由曹士澄的推荐而进入白团，这种可能性很大。

根本那种一贯高调的行事态度，很有可能会使曹士澄一手推动的派遣旧日本军人员进入台湾的计划，陷入曝光的危机当中。正因如此，对曹士澄而言，他理应不会坐视自己投入无数心血推动的白团计划被根本随便糟蹋殆尽吧！

本乡激烈的反根本发言，其实是曹士澄的委托。从曹士澄与本乡之间的深厚关系来看，我们不能否定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根本归国

不论如何，根本参加白团的提议，最后被白团以集体决议的形式加以拒绝。眼见在台发展已然无望，根本于是下定决心返回日本。

“国史馆”保存的《蒋中正“总统”文物》显示，1951年9月，身为蒋介石亲信的军人张群，曾经针对根本问题，向蒋介石上呈一份提议：

据汤恩伯将军所言，根本预计会在这个月25号返国。由于公职追放令目前仍未解除，因此他只能以秘密方式归国。根本是位纯粹的军人，他不只敬爱“总统”，而且也出于满腔的热爱，尽心竭力守护“自由中国”。他的这份真挚与热情，我们都能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为此，我们是否应当在他归国之际，向他表达适切的温情与慰劳之意呢？故，我在此恳切请求，盼愿您能在根本离台的最后时刻召见他，并且赐予他旅费和生活费，不知尊意如何？

接受了张群的请求，蒋介石在1952年5月23日，决定透过“驻日大使”蔡孟坚，支付给根本1000美元作为报酬。

另外，根本也透过张群，就回国之后自身的行动，拟定了一份名为“归国后努力之腹案”的报告提交给蒋介石。在这份腹案中，根本献策如下：

第一期

为了促进“自由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和约早日成立，以及日台菲联合防共组织的结成，将展开以下行动：

一、向各界有力人士说明国军改造的实绩与实力；

二、使日本朝野获知潜伏敌后国军游击队的状况；

三、向各界有力人士说明国民政府的兵工政策、克难运动及美援等财政经济方面的实情；

四、使日本朝野广知反G抗战的气势，以及男女学生在军中服务的状况；

五、积极让朝野得知大陆军民对反攻的殷切期盼，以及台湾民众对于他们的支持，以压倒GCD的宣传攻势；

六、针对日台菲联防组织的重要性，向各界有力人士广为进言；

七、针对日本和“国民政府”缔结正式合约在精神、道义以及其他实质层面将产生的正面影响，以及反之若日本游移于中共和“国府”之间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提出相关意见，并向各界有力人士积极进言；

八、为封杀ZG宣传及第三势力杂音，活用中央社及华侨发行之报刊媒体。

第二期

当中日和约确立之后，为妥善保护留日学生，不受GCD宣传蛊惑，将采取以下行动：

一、在日本政府文部省、留日中国学生就读之学校，以及日华文化协会的援助下，以中国代表团（“大使馆”）为中心，建立中日协同的留日学生后援会；

二、后援会首先于东京设立本部，其后将支部陆续扩展到留日学生居住的各地点；

三、除了单纯的学生保护管理业务之外，后援会须更进一步，针对学生毕业后的“归国”就职等问题加以支援。

第三期

为使留日学生后援会事业获得更加飞跃性的发展，应基于民族平等、国家平等的观念，以“让东亚各国人民接受平等的教育”为目的，在东亚各国合力出资、共同管理的情况下，首先于日本设置“东亚国际大学”；若是中国的情势安定，则于中国同样设立之。

一、本大学所鼓吹的基本理念，乃是东亚诸邦基于绝对平等之立场，为实现以下之目标而共同致力：在政治上，以相互扶助为目的，追求内政之完全独立、外交之协调支援；在经济上，以交换应需为原则，给予各国人民居住营业之平等待遇，并追求资本、技术以及减少贸易壁垒的跨国境合作；在军事上，则是以对外联合为宗旨，以求达成集体保安、协同防敌理想之实现。

只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回国之后的根本针对这项献策中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采取过什么积极的行动。根本回到日本之后积极参与的事务，几乎都是有关大众媒体方面的演出。

1952年（昭和二十七年）8月号的《文艺春秋》，以“蒋介石的军事指导老师”为题，刊载了根本的手记。

在这篇手记当中，根本用相当戏剧化的笔触，描写了自己秘密前往台湾的缘由、潜渡过程中的艰辛，以及到达台湾之后和蒋介石的会面、被任命为汤恩伯军事顾问的种种事迹。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豪放磊落的性格，根本一直是媒体聚光灯追逐的焦点。而在这之后，他也屡次接受周刊杂志邀约，进行“后来怎么了？”之类的追踪采访，可以说是一位直到最后都在世间引发广泛话题的军人。

[3] 一本以幕末名剑客兼政治家山冈铁舟的生平为出发点，阐述武士道精神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