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文化与春秋大一统思想

关公文化与春秋大一统思想

在世界文明古国中，中国是较早形成大一统思想的国家。2500年前，孔子修订《春秋》，开篇第一句云：“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解释说：“元年者何也？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由此正式提出儒家“大一统”思想。千百年来，这一思想对于维护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民族团结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公羊传》作者公羊高，是子夏（卜商）的弟子。子夏是孔子学生，“孔门十哲”之一，子夏精熟易学，擅长易理，今传孔子《易传》便出自子夏传述；子夏博学广才，正直耿介，整理编订六经，充分发掘经文的微言大义。近代学者梁启超称其：“儒教第一功臣，舍斯人无属也。”

子夏兼通《易》和《春秋》，讲究经世致用，极力推崇春秋“微言大义”的思想精髓，传授于公羊学派，形成对汉初政治影响极大的《春秋》公羊之学。子夏有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正是儒家天下观和大一统思想的真实体现。

西汉大儒董仲舒是儒家公羊学派的宗师，一生以治《春秋》为业。董仲舒的社会理想是建立一个国家一统、安定团结的和谐社会。春秋大一统思想正是他阐述春秋大义精神的核心内容。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正贯》中说“春秋，大义之所本也”；在《举贤良对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董仲舒从“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角度，继承发展了《春秋公羊传》的理论，赋予“春秋大一统”思想政权统一、思想统一、文化统一、意识形态统一等多重含义，为儒家春秋大一统思想的真正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董仲舒开始，中华民众才真正认识到，国家最要紧的便是统一，有了国家统一，才有天下太平；没有国家统一，天下就会大乱。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是民族大义和忠义精神的最高表现。

董仲舒因此也被视为与孔子、朱熹并列的儒家三大圣人之一，成为儒家文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圣贤人物。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首先将春秋大一统思想学以致用付诸实践的历史人物，就是东汉末年矢志匡扶汉室的传奇英雄——关公。

关公一生忠肝义胆，志兴汉室，夜读春秋的历史画面早已成为镌刻在中华民族深层记忆中的经典形象。

民国时期甘肃学者慕寿祺曾为关公夜读春秋像写过一副对联：“下圣贤实学工夫，百战勋名，全以春秋作根底；负英雄过人气概，一生忠义，真为天地立纲常”。

明代嘉靖朝兵部尚书胡汝励在《汉寿亭侯碑记》，将关公视为匡扶汉室、维护春秋大一统思想的杰出代表：“侯平生好《春秋左传》。盖《春秋》以尊王室，大一统，诛乱贼，敦典庸礼为义……侯之所以从昭烈者，为汉社稷也。厥后献帝竟被废弑，而昭烈成鼎足之形一延汉祀，此又明验也。”

在历代儒家学者、朝廷官员、忠臣名将看来，关公熟读《春秋》，深明大义，知行合一，为匡扶汉室、维护汉室大一统所做的种种努力，使之无愧于忠义化身，圣贤典范。

关公夜读春秋、忠义报国的文化形象也成为中华儿女矢志报国、捍卫国家大一统的道德楷模和精神图腾。

与国学大师饶宗颐并称“南饶北钱”的文坛巨匠钱锺书说：“古之名将而精通《春秋左氏传》者，梁章钜《退庵随笔》卷一三曾标举之，关羽、浑瑊、狄青等与焉。”

南宋理宗朝进士赵崇琏《题关夫子》诗云：“天挺孤忠世所钦，桃园歃血誓坚金。单刀万古英雄胆，明烛一生节义心。蜀汉史书传不朽，春秋庙祀有余歆。当年无奈曹孙在，今日曹孙何处寻？”

宋元以来不断升温的关公崇拜，无不寄寓着中华民众对关公志兴汉室、维护国家大一统精神的高度赞扬和认可。

历史学家杨向奎说：“一统和大一统思想，三千年来浸润着我国人民的思想感情，这是一种向心力，是一种回归的力量。”

关公忠义精神中所蕴含的春秋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最具有文化向心力、凝聚力的精神力量，它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